新华网广西频道11月4日电（肖保 王培敏）“2009年首届‘临桂词派’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2日在广西临桂县召开。本次学术会议由中共临桂县县委、临桂县人民政府、桂林市文联主办，中共临桂县委宣传部、桂林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临桂县文联承办。会议围绕“临桂词派”的形成、发展及其价值影响，代表作家王鹏运、况周颐等词作词论成就，“临桂词派”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学界对 “临桂词派”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在文献资料发掘、考据、整理出版以及词作、词论研究上已收获一批成果，如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孙克强辑考《广蕙风词话》，孙维城、张传信著《况周颐与<蕙风词话>》，张利群著《词学渊粹——况周颐<蕙风词话>研究》，巨传友著《清代临桂词派研究》和郑炜明著《况周颐先生年谱》等著作，打下了临桂词派研究的基础。本次学术研讨会对“临桂词派”研究有所突破和拓展，体现了“临桂词派”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临桂词派”的界定界定及其形成发展源流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利群认为：临桂词派是指清同治光绪年间以临桂籍词人为中心而形成的词派，其代表人物是王鹏运和况周颐。对“临桂词派”的研究应着重从流派及其作家群角度加以整体研究，注重恢复词派的全貌。“临桂词派”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上溯流派渊源应该包括从乾隆年间的朱依真、黄苏等词人；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王拯、龙继栋等词人以及在此基础上才形成的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代表的“临桂词派”。从地域空间上不仅要注重临桂籍词人，还要注意到桂北地区永福、灵川、柳州等地的词人以及外省籍词人朱谋等.尤其是“临桂词派”在北京以临桂籍京官为中心的“觅句堂”，聚集词人，研究词学，形成社团流派从而对词坛发生重大影响的相关活动，使研究扩大视域和拓展范围。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大雷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临桂词派”在词学方面的贡献。王鹏运倡导和况周颐阐发的“重、拙、大”的词论思想，是对传统词论的重要总结和超越，同时也为“临桂词派”作为文学流派必备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提供了重要依据，使之成为临桂词派作词论词的宗旨和标准，也是临桂词派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桂林市文联、作协名誉主席黄继树认为：“临桂词派”虽有“临桂”做地域限定，但应考察临桂地名的源流历史以及临桂与桂林的关联，从而更准确理解这一范畴的含义，使之既具有地域性，又具有超地域性。这对完整、系统、全面研究临桂词派具有重要作用。
二、临桂词派研究视角的突破
从创作群体和文学流派的角度研究“临桂词派”，在清代词学史的研究中基本上形成了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临桂词派的发展脉络的共识，从而提供了临桂词派更为开阔的视域。
桂林市政协副主席、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王德明认为：从清代诗、词、曲、散文的文学史发展入手确立晚清词学的重要位置，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代表的“临桂词派”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广西长期以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于全国，而在晚清却能取得这样的文学成绩其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临桂词派”的兴盛标志着整个广西文学在全国的崛起，但遗憾的是“临桂词派”既是广西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同时又是广西古代文学的绝响。
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常务副主编、编审胡友鸣首先从自然环境、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和传统的结合上分析了临桂在岭南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借以阐发临桂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临桂词派的作用。其次指出临桂词派聚集地和活动场所为北京宣武门以南的特定环境及其不可忽略的临桂籍京官文人聚集“觅句堂”研究词学、切磋词艺的自由宽松活动的文学色彩。第三对临桂词派的研究有唐圭章、夏承焘等老一辈的学者奠定基础，他们都对王鹏运、况周颐词作词论，进行关注和研究，形成临桂词派研究的传统。
桂林市文联党组书记刘继春从“临桂词派”领袖王鹏运的词作入手，对其词作进行了分类研究，主张将其词作类型分为：仕途彷徨之慨、爱国忧民之怀、赠别悼亡之情、家乡故国之思四种题材主旨类型，深入细致地剖析了王鹏运词作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拓宽了对临桂词派的文化研究视域。
正通实业董事长、桂林现代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桂林中国画院副院长康泽祥指出：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临桂词派”的研究应该放置在文学史、词学史来定位，以准确确立其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清词在清代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与宋词有不同特点风貌。应找准清词的特征，在比较研究的视角上把握“临桂词派”的性质、特征、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应在时空结合的交叉点上从大文化的文史、从经史子集的思想文化影响中综合中综合分析“临桂词派”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
胡大雷认为：“临桂词派”研究要重点做好领军词人和重点词人的研究，现阶段的临桂词派的研究要在基础研究、文献资料整理、作品研究上集中力量，在取得一定成果和基础上再做深入的拓展研究。研究者不仅要有研究的自觉性与专业性，而且还要有愚公的执着持久的移山精神，逐步将研究推向深入。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周苇风结合参与国家社科项目《广西文学史》的研究体会，认为“临桂词派”在广西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充分肯定了临桂词派在晚清将广西推向全国文坛的贡献和作用，提出要将“临桂词派”研究与广西文学史的研究相结合的思路，这不仅能理清临桂词派的形成原因和传统，也能准确把握临桂词派对广西文学发展的贡献和影响。
代表们还将“临桂词派”的研究纳入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进行研究，认识到“临桂词派”在传统文化面临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困境和遗憾。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黄伟林指出：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文学主流按照自北向南和自东向西的方向传播，至清代随着文学板块的移动，“临桂词派”是文学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临桂词派”是广西古代文学发展巅峰，也是绝响，此后广西文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虽吸纳不少西方的现代元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学传统。如梁羽生等的武侠小说成就主要是依靠旧文学的功底；白先勇的现代小说的创作也是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文化传统，更接近古典文学创作的感觉。
这些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学科方法对临桂词派的探讨，无疑构成了多维立体交叉的新视域，对深入和拓展研究视域，从而创新研究成果是极其有利和富有成效。
三、临桂词派文献研究的突破
河池学院中文系教师秦玮鸿从2003年开始从事况周颐及其《蕙风词话》研究，目前正在参与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沈家庄主持的《临桂词派和粤西词人研究》课题，所取得况周颐词集校注成果，现已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秦玮鸿所整理的况周颐词集共有3大集，12别集，共计460余首词。秦玮鸿从目前对况周颐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看临桂词派研究工作的进展，指出分别由南京与香港两地研究出版的《清代临桂词派研究》和《况周颐先生年谱》是学界研究的重要成果，将对临桂词派研究起积极推动作用。
胡大雷教授对文献整理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做加以阐发，他提到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朱存红《新发现的王鹏运早年词稿<四印斋词卷>》一文的重要价值，《半塘定稿》中只有乙稿、丙稿、丁稿、戊稿、己稿、辛稿而在文献朱存红博士在——根据新发现的《四印斋词卷》解决了王鹏运词作中缺失《甲稿》的原因，“……‘因举此册奉赠，并请删汰为《半塘甲稿》。’据此则缺<甲稿>不过是未及选出而已。此出半塘自言，亦可备一说”，解决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词集中《甲稿》缺失问题。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阙真从考据学的角度论及王鹏运的自号：“鹜翁”与“骛翁”的甄别。这两者有时会被混用，她认为准确的应是：“鹜翁”，因为根据王鹏运的字“幼霞”，并结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典分析，理应得出“鹜翁”的结论。
四、临桂词派与文化研究视角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旅游教授陈雄章认为：“临桂词派”的学术研讨会展现了临桂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临桂人民的文化自信力，也展现了广西自治区政府在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临桂词派”研究不仅应进行文学研究和词学研究，也应该对其进行地域文化和临桂文化的研究，纳入到“文化广西”的战略目标中扩大研究范围。他论及“临桂词派”的优秀文脉，这与历史文化传统得天独厚的人脉、山脉、水脉是分不开的。对“临桂词派”的研究，也是当前“桂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临桂词派”又称为“桂派”、“粤西词派”，应当成为“桂学”的重要内容。
《河池学院学报》编辑普梅笑从打造学术期刊特色的角度，介绍学报长期以来设置“粤西文人与文献研究”与“图说粤西人文”特色栏目的初衷和成果，立足粤西地方文化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形成学报品牌栏目，进而发挥学报在推动地方文化品牌建设中作用。《河池学院学报》从2005年开始在哲社版开设栏目，四年来，共有十五期刊发了相关文章三十余篇，这些相关研究推动了粤西人文精神内蕴的发掘与解读。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莫道才指出：沈家庄教授的《临桂词派与粤西词人研究》这一课题在推动临桂词派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尤其对“临桂词派”词集校注方面的成就。他认为“临桂词派”的研究应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以项目课题的形式进行整体研究，效果和成果才会更加显著；同时，“临桂词派”研究除吸引更多高校的学者专家介入之外，还应吸引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政府的扶持，以此推动“临桂词派”研究的继续深入。
广西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李子跃结合王鹏运的词作《垂丝钓近·忆杉湖》，以作品个案分析了作家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态度论及在现代社会中保持美好情感延续的重要性，指出古典文学以及传统文化对人格修养尤其是现代人的生存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最后，会议主持人张利群教授作了总结，在充分肯定研讨会取得成功和成效的同时，提出了在首届临桂词派研讨会之后，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准，扩大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形成研究的重大成果和标志性成果，更好地彰显“临桂词派“的价值和意义。
